直到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运动的兴起和产业革命的爆发，促使欧美各国争先恐后地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而通过教育来提升国家实力被认为是可能的。人们更加相信把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是完全可行的。在这一时期，各国都积极向国外派遣专家，从教育先进的国家学习经验以改进本国的教育制度，增强国家的实力，比较教育从而也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尽管这一时期人们是有意识地对不同国家的教育进行了解和比较，但多数考察是表面化的，仅限于百科全书式的描述，没有将别国教育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因此，在借鉴的可行性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将教育独立于各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传统和发展现状。在比较教育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比较教育的“借鉴时代”。
严格来说、借鉴时代应该是比较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开始就是以1817年朱利安在巴黎《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为标志。“比较教育”这一术语也是在该书中首次被正式使用。因此，朱利安也被称为“比较教育之父”。
《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是一部仅有56页的未完成的著作，有一半以上是问卷，其中前120个问题（A组）涉及初等和普通教育，后146个问题（B组）是关于中等和古典教育；而问卷所列的问题纲要中关于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以及“与立法和社会制度相关的教育”这四个部分在正文中始终没有出现。
朱利安认识到，当时欧洲的教育无论在私人家庭还是在公立学校中都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他认为，只有“通过更适合人的本性的影响，回复他原始的纯洁性……通过给儿童更好的指导，使人类社会获得新生”，才能“有希望结束战争给个人和国家教育带来的不幸”。因而，他认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朱利安深受卢梭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裴斯泰洛齐教育实验的影响，在《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中他接受了裴斯泰洛齐关于人的发展的观点，即关于人类集体及其“智、体和德三个不同的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于“头、手和心”。当时的教育学认为，每一项均以自身特殊的方法发展，并取决于某些可识别的法则和规律。朱利安认为，缺乏宗教、道德和伦理价值的教育是没有前景的，将无助于先前建立的制度的进步。他希望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宗教和道德的复兴将为法国从目前状态下解脱出来，为阻止已经瓦解欧洲的灾难提供所需的必要的再生力量。他认为，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关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但他们对教育知之甚少，因而有必要提出一个满足这一需要的最可靠、最有效和最迅捷的办法。为此，他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是以欧洲教育的所有方面的系统的、比较的调查为前提的，他引用了各种在别国已经引起注意的教育改革的例子，如瑞士的裴斯泰洛齐的教学制度、英国贝尔一兰喀斯特的初等教学新法等。
由于教育信息交流的零散和混乱，以及这些信息多是个人的行为，朱利安建议，要把事实和观察结果收集起来，并将他们制成分析图表，使他们能够互相联系、便于比较，从而演绎出一些原则和明确的法则，使教育成为实证的科学。他还建议建立一些独特的机构，来收集、分析和传播这些信息。这些机构在促进国际合作和改良欧洲教育方面发挥作用。
在《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中，朱利安提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呼吁成立“特别教育委员会”，由少量研究者组成，通过问卷的方式，来收集足够的关于欧洲教育现状的资料。朱利安希望该委员会建立后三年之内，收集起准确的关于欧洲国家目前状况的教育比较表，以便人们可以判断哪些部分的工作所提供的改进经验可以移植到别国，并由该国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确定这些经验是否适合此国而加以修改和变革。第二个建议是用问卷的方式向各国收集教育资料，将比较表作为整理信息的工具。第三个建议是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希望借此使欧洲教学方法标准化，采用唯一最佳的实践、技术、教师和教材，各国之间互相帮助从而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第四个建议是创办一份教育杂志，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翻译成多国文字来发行，使其成为交流各种教育观点的媒介。近200年来，朱利安的梦想已经以不同形式得以实现《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一书的产生与当时法国以及欧洲的社会现状紧密相连。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牛顿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继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后发展了经验主义，推动了这一时期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传播。自然科学的成就和经验主义思想促使中世纪以来充斥欧洲的经院哲学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人们开始以实证的态度强调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和实践。18世纪的法国还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但资本主义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法国资产阶级对改革社会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开始探索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逐渐形成了法国启蒙思想体系。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以及法国启蒙思想的共同驱使下，18世纪末的法国正眩酿产生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朱利安把教育科学看作是一门实证科学，正如比较解剖学的研究促进解剖科学的发展，教育的比较研究也必然会为教育科学的日益完善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此外，法国大革命后，政治斗争异常尖锐，国内有保皇党的阴谋破坏，国外有欧洲封建联盟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革命阵营内部也有派别斗争和政权交替。朱利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探索教育的。他认为，当时欧洲的教育在指导学生体、德、智等方面的发展非常不协调，学校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也不符合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更不适应国家和政府的普遍需要，因此，他希望通过对儿童进行良好的教导来结束个人和国家的不幸命运。可见，朱利安将教育置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石的地位。他积极投身于法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运动之中，希望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来为刚刚确立的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服务，这正是朱利安撰写《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的初衷。1792年，朱利安受吉伦特党领导人孔多赛的指派出访英国。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哲学家的孔多赛，曾积极参与大革命后的政治活动和法国教育体制改革，他也希望建立符合法国人口需要的教育体制，强调教育体制的建立必须更加符合欧洲科学的现状。与启蒙主义思想家们一样，孔多赛所设想的国民教育制度方案是以国家为考虑对象的，希冀通过教育来改善和促进国家的发展。作为孔多赛的代表，朱利安的教育思想与孔多赛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要使民族繁荣昌盛，确立广泛的政治基础，必须给予宗教和道德上的必要稳定性。而社会风俗、个人性格和民族性的完善，仅仅依靠常规的政治手段是不够的，必须改革公共教育制度，从而恢复人们的宗教和道德信念。教育科学要发展，则必须和其他科学一样需要几个国家共同致力于它并耕耘于其中。总之，在一个充满矛盾、前途未知的社会，朱利安将教育视为一种社会改良与道德改善的工具。
事实上，《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发表后，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对当时的实践也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不久便被遗忘，最终被束之高阁。1885年，一位年轻的匈牙利研究生弗兰西斯·凯梅尼在巴黎找到了一本《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凯梅尼后来成为“国际教育组织的先驱”之，他将这本小册子交给了国际教育研究所。此后，直到1942年，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在《教育论坛》杂志上撰写了《教育的国际合作：19世纪早期的设想》，才使朱利安的这部开启比较教育研究先河的著作受到各国教育家们的重视。虽然朱利安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对比较教育作为大学的一门学科进行系统研究似乎没有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甚至朱利安的传记作者德方登也认为《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是一部混乱而不系统的著作，过于理想化，但它确实是一部诚实而开明的作品。20世纪4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朱利安设定的基点向精确分析的方向发展，《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也被广泛认为是最早把有关比较教育的设想整理成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序言性草案。朱利安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使教育学者从几个世纪来松散的、猎奇式的教育描述走向今天比较教育学者们进行的各种科学的以及跨学科的研究。
继朱利安之后，法国的库森、英国的阿诺德以及美国的霍勒斯·曼和巴纳德都是借鉴时代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
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把眼光投向了近邻的德国，特别是普鲁士，试图从那里找到理想国家的典范。1831年，身为外国教育情报调查人的库森，受法国教育部长的委托考察普鲁士的教育，并撰写了《关于德意志各邦，特别是普鲁士公共教育状况的报告》的考察结果。他对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初等教育作了描述和专论。该报告对普鲁士的教育制度、家长和社区的教育责任，教师的培养、任命和薪棒，以及学校课程内容等进行了描述，并就有选择地学习外国经验以改进本国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在教育比较研究中运用参观、访问和搜集、阅读资料的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个报告法国政府制定初等教育制度的基本法-1833年的基佐法提供了重要参考。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初等教育相当薄弱，缺乏一个完整的初等教育体制。1833年之后，法国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到1848年，初等学校数及学生数增加了近两倍，师范学校从1830年的13所增加到86所，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初等教育体制。可以说，法国1833年初等教育基本法的颁布以及初等教育的完善，与库森的努力和研究不可分割。朱利安在比较教育中很强调国际的合作，但库森则更加注重介绍国外教育的成功经验为发展本国的教育提供借鉴，因此说库森的研究更加体现了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的特征。
除了法国，作为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也非常重视对外国教育经验的学习，多次派专家考察欧洲教育，希望为本国教育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1843年，马萨诸塞州的教育督察长霍勒斯·曼出访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他用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研究了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发展状况，其研究的结果发表于当年的《第七年报告》上，是涉及比较教育领域的教育研究活动。《第七年报告》也成为他的12个年报中最有影响、最著名的一个。在这份报告里，霍勒斯·曼特别对裴斯泰洛奇派教学法和欧洲各国，特别是普鲁士的教育研讨班、学校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进行了论述，并对普鲁士学校的优良教学法和反对权威主义的办学思想大为赞赏，并根据它来帮助马萨诸塞州的教师改进教学法，使教师树立“教育爱”的精神。
霍勒斯·曼把师范教育视为教育改革的一个理想的手段。1839年，霍勒斯·曼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3所美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他特别关注普鲁士的师资培训自治结构和教师职业在普鲁士的地位。此外，霍勒斯·曼还对教育移植的可能性进行了思考他认识到普鲁士与美国在政治，社会理想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给教育移植带来了问题。为此，他提出了有限度借鉴的观点。
美国教育家巴纳德在1835年到1836年间第一次出访欧洲。与霍勒斯曼样，他对欧洲教育，特别是普鲁士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39年，他在一份年报中描述了他在欧洲教育考察的见闻。一方面，他高度赞赏欧洲的就学制度和教师培养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他也对盲目地照搬他国经验的做法给予了批评。他指出，欧洲难以培养有实践能力的人才，因此，美国的学校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宗教、社会、政治制度来培养有实践能力的人才。
1855年，巴纳德担任在他的推动下成立的“美国教育促进会”的主席，开始编辑出版《美国教育杂志》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教育信息，《美国教育杂志》先后出版了30多年，达32卷之多。他还把北欧各国的教育文献翻译成英文，加上欧美教育学者的注释，在《美国教育杂志》上发表。在巴纳德的比较教育思想中，比较研究的民族性问题已经萌芽了，研究者们开始用历史的眼光关注外国的教育问题。
英国的阿诺德是“借鉴时代”的另一位重要的比较教育学家。他担任过英国督学，致力于英国的学制改革。1868年，他发表了对学校审议会的考察报告书《欧洲大陆的学校》，对法国、意大利、瑞士、特别是对当时处于国家管制之下的普鲁士的学校教育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他在集中评述欧洲大陆各国教育制度的优越之处时，也间接表达了对英国教育的不满，主张要借鉴欧洲大陆各国的教育经验，但同时也去除不适合英国国情的做法，从而对英国的教育进行改革。在《法国的平民教育》和《德国的高等专门学校》报告中，他分析了国民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强调了教育与历史传统和国民性之间的关系。总之，阿诺德的研究和巴纳德一样，都透露出了比较教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因素分析时代”的端倪。
